从不会英语到英国上流社会红人,这个中国人都经历了啥?

他出身名门望族,祖父是已故香港著名富商兼大慈善家。


他留学英国时,一句英文都不会。


读大学期间,他除了念书,还要勤工俭学:在哈罗德百货给客人量裤脚,在中餐馆端盘子,铲马粪,洗厕所...


这,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,邓永锵爵士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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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提到邓永锵爵士,香港及英国媒体常常形容他是“上流社会红人”,尽管他本人似乎并不同意这样的描述。不过,如果说他是‘上流社会里最有人脉的人’,估计邓爵士本人不会反对,他曾笑称自己最不缺的就是朋友


在英国,邓永锵的朋友圈就包括查尔斯王储、已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、前首相梅杰和布莱尔、名模凯特·莫斯、著名华裔小提琴家陈美、金融家罗斯柴尔德勋爵等众多政商界领袖和名流。




名门“穷二代”


邓永锵爵士出身香港一个望族家庭,其祖父是已故香港著名富商兼大慈善家邓肇坚爵士。


现在在香港仍然到处可见以邓肇坚命名的医院、学校及慈善机构。




不过,邓永锵爵士对记者表示,他虽然出身名门,但绝非大家想象中的“富二代”。


原来,邓永锵爵士的父亲邓伯勤一岁时得了重病,生命垂危,当时他祖父邓肇坚非常难过。其祖母觉得既然儿子要不久于人世,就编了个谎来安慰邓肇坚说,“算命先生早就预示邓伯勤是邓肇坚的克星,所以无需为邓伯勤难过。”


童年时的邓永锵(来源:邓永锵爵士)



没想到邓伯勤后来活了下来。但这个善意的谎言却永远地拆散了这个家庭,因为邓肇坚从此再不愿见自己的妻儿。


所以邓永锵爵士是世家子,但并非含着金钥匙出生。相反,他小的时候生活贫困。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承认:他想起奶奶,不时仍会哭泣。


而在采访中,邓永锵爵士也不时流露出对祖父邓肇坚的不满之情。据他说,祖父邓肇坚后来做了爵士后,为了怕儿子一家人的生活遭遇影响了自己的形象,于是决定送儿子一家人到了英国。


邓永锵爵士的护照照片



来到英国后,13岁的邓永锵就读名校Perse School。这所学校位于剑桥郡,由英国慈善家Stephen Perse于1615年创立。校训为拉丁文“Qui facit per alium facit per se”,翻译过来就是:利他,便是利己


功成名就后,他依然常回母校看望



这所学校教育出来的名人无数,包括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前馆长Thomas P. Campbell,诺贝尔化学奖得主Ronald George Wreyford Norrish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George Paget Thomson。


Thomas P. Campbell



Ronald George Wreyford Norrish



George Paget Thomson




刚来的邓永锵,一句英文也不会说,还要应付学业压力和文化冲突,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。


然而,凭着顽强的意志,他一路念到伦敦大学,取得哲学和法律学士学位,其后又在英国剑桥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


不过,由于经济还不富裕,所以他在留学时也要打暑期工来赚钱。他说,他曾经干过不少不同的行业,包括在伦敦哈罗德百货公司给客人量裤脚,在中餐馆里两手托八只大碟,也在马房铲过马粪,甚至还洗过厕所


追求完美的人


由于成功来之不易,他在工作和生活里非常注意各个细小环节,而且往往追求完美。他在采访中也承认,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缺点,甚至连其太太也对此有微言,但他同时认为,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,因为他自己什么都会,自然对别人的要求标准也高。




在与邓永锵爵士进行的近一个小时访谈中,可以感受到他快人快语,直言不讳,谈话亦庄亦谐,颇有老顽童风范。




从外表看,他的行为举止很像一位传统的英国爵士,但在内心深处却又是一位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中国人。而且无论在生活上还是事业上,他都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。


老牌“爱国者”


其实,邓永锵虽然外表很西化,而且在英国结交了不少上流社会的朋友,但他却不断强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。


事实上,他至今曾经经营过的生意,绝大多数在英文名称上均与China(中国)和Tang(谐音,既是普通话中唐,也是其姓的英文拼音)有关,例如香港China Club(中国会)、国际时装连锁店Shanghai Tang(上海滩)、在伦敦及香港的餐厅China Tang(唐人馆)等。


他对此的解释是,因为他非常爱国


说起爱国,邓永锵也称得上是一位以身作则的“前辈”。早在1983年,他就带着他的当时的女友张淑仪跑到北京大学教了一年半的书,而且还在北京宣武门与女友举办了婚礼。


在北大教书时与学生合照
(来源:邓永锵)



他曾回忆说,他的中国情结源于1979年。在澳门富商何贤的安排下,他和何贤的儿子何厚铧(后来担任澳门特区首任特首)去中国的安徽爬黄山,这也是他首次踏足中国大陆。他说,当他看到云海就觉得很伟大,从此就开始“真真正正爱国”了。


他对当年在北大教书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,甚至还记得当时在北大教书的月薪为400多元人民币。


他向记者透露说,他在北大最初是教授西方哲学,后来又改为教授英语。班上共有14名学生,都是中国恢复高考后首批公费派往英国留学的博士生。


中国人情结


这一经历影响了他事后的事业发展,甚至也启发他日后创办‘中国会”、上海滩和伦敦唐人馆。


而在伦敦社交圈中,也经常可以看到他身穿唐装周旋于英国名流中,这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其上海滩时装做“人肉广告”,但也反映了其浓厚的中国情结。就连他的英国太太路西也形容他是fried eggs(炒鸡蛋,意即“由里至外都是中国人”)。




对于中英文化差异的问题,邓永锵爵士认为,许多人都过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,但在他看来,中西文化的分别很少,而且共通点多于差异。


因此他决定,我们讲的不应该是中还是西,我们应该讲的是好还是更好,甚至特别好。他特别强调说,勿论地域,每种文化都有其优势和糟粕,有值得借鉴吸取的地方,也有需要改进的短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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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永锵爵士伦敦逝世,享年63岁。看完老伯的人生故事,我又开始思考“何为贵族精神”这个老梗。


老伯母校的校训,在他身上得到了延续:利他即利己。当你对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时,你的价值就能通过别人的喜乐得到体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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